银保监管制度建设与时俱进，升级换代。本文所称的银保新规是指今年5月间，银监会和保监会分别下发的有关银行代理业务（保险业务）的规范性文件。之所以要贯通解读，是因为银保业务监管，按机构属于银监会监管、按功能属于保监会监管，基于分业经营、分业监管框架，在监管主体上存在两个监管机构之间管辖交叉，而此论银保新规采取分别发文的做法与以往联合发文的做法不同，为统一政策口径，需要贯通解读；之所以要联动落地，是因为银保新规落地在银行机构和保险公司，需要在银监局、保监局联动落地。

创新：简捷、高效、担当

此轮银保新规集中表现于两大载体。一是银监会5月13日下发的《关于规范商业银行代理销售业务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银24号文”），就商业银行在代销业务中出现的误导销售、未经授权代理销售、私自销售产品以及与合作机构风险责任不清等问题进行规范。《通知》规定，商业银行应由总行对代销业务实行集中统一管理，原则上也应由总行与合作机构总部签订代销协议，并由总行把好代销产品审批关。二是保监会4月25日下发《关于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保44号文”），明确了“一点一证”改革为“法人持证”。

此轮银保新政，与先前的监管政策一脉相承，是自我完善和修正，体现了继承和发展相结合；从具体内容上看，此轮银保新政亮点很多，本文从提高监管效能和效率视角，选择了持证制度改革、推行销售行为录音录像“双录”（以下简称“双录”）和设置责任人制度三方面新创内容来解读。

一是改革持证，简化手续。按照银保新规，保险监管部门对银行机构颁发代理保险业务许可证，废止已经实行六年的“一点一证”制度，推行法人机构持证制、分支机构备案制。了解和理解此项改革的先进性，有必要从回顾银行类兼业代理机构持证方式发展历史开始。

按照持证主体方式的要求划分阶段的依据，不妨将保监会成立后银行兼业代理机构持证制度划分为三个阶段：第一阶段（2000年至2010年），规定不详，百花齐放。在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监管基本规定——《保险兼业代理管理暂行办法》（2000版）中，规定了保险兼业代理机构需要领取保险兼业代理许可证，未详细规定颁发许可证的机构层级。具体到保险监管实务，全国各地持证主体不是整齐划一，而是百花齐放。

据了解，多数区域是发放至支行以上的层级，少数区域发至一级分支机构。例如，西部某省在2006年与辖内省工商局联合发文，明确银行机构兼业代理许可证核发至支行一级，支行以下的分理处、储蓄所不再核发许可证。第二阶段（2010年1月至2016年5月底），全国范围内统一实行“一点一证”制，也就是现行的监管模式。对于发证层级的变换，要用历史的眼光看，这个规定貌似繁琐，但是与当时的银保业务发展阶段和特征是相吻合的。例如，实行“一点一证”，银行机构和保险监管部门在材料报送、审核等事务上工作量加大；其次，对于兼业代理许可证变更事项，不同地方工商部门执行的标尺有差异，导致报告、申请资料在流转过程中历经周折。2015年9月份，保监会下发的《关于深化保险中介市场改革的意见》首次明确规定，保险兼业代理机构许可证实行法人机构持证、分支机构备案模式。第三阶段，2016年6月1日，统一执行法人机构持证制。目前此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。

正是在我国实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、简政放权的背景下，保监会提出“放开前端，管住后端”的监管思路，银保新规对持证主体进行改革，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新旧持证制度切换，大幅度减少持证数量。例如，某银行有3.6万家网点，按现行持证制度，需要打印3.6万张许可证，按照改革后持证制度，只需打印1张许可证。据媒体报道，实行新的持证制度，银行类机构打证数量从现在的18万张减少至3000张。其实，按照现行的监管规定兼业代理许可证三年已换发，理论上看每年平均需要打印许可证6万张，尚未包括地址变更、名称变更换发许可证情形。但是审核资料和打印发放许可证事项，无论对于银行机构还是保险监管部门都需要占用一定的人力、财力和时间。

通过改革许可证持证方式，在简化手续上，效应明显、不言而喻，减少了银行机构的事务性负担，减少了监管部门行政审批的事务性负担。

二是推行“双录”，遏制误导。银保业务监管的重点是销售行为的监管，业务行为监管中的核心工作是调处销售误导投诉，处理投诉的关键环节是查明销售的真实过程。由于缺乏第三方证据佐证，投诉人消费者和被投诉机构银行各执一词，保险监管部门认定是否构成销售误导存在缺少足够的证据，结果不但不利于协调解决销售误导投诉，反而有可能给保险监管部门带来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不利后果。

从大量的案例来看，亟待增加对保险销售过程可追溯行为的制度设计。为了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需要，笔者持续关注对销售行为进行双录的实践探索。通过规范销售行为，提高银保业务质量。按照银保业务新规，银监会要求银行对代理业务实行录音录像，能够实现销售行为回溯。

（未完待续）